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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的纳维亚的战争、扩散与国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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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ric Grynaviski，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Sverrir Steinsson，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候选人。

来源：Eric Grynaviski and Sverrir Steinsson, “Wisdom Is Welcome Wherever It Comes From: War, Diffus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candinav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7, No. 2, 2023, pp. 294-323.

导读

著名的国家建构理论认为，国家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战争和竞争，另一方面是通过学习和模仿。本文主张将这两种理论联系起来，以更准确地解释国家构建的机制。战争是社会扩散的一个重要来源——战争使政治精英跨越国界建立联系，产生移民潮，并建立新的经济网络。通过对维京时代初期至中世纪晚期（公元 800-1300 年）北欧政治单位的比较案例研究，本文发现挪威和丹麦统治者对当时欧洲最先进王国英格兰的袭击、定居和征服，启动了挪威和丹麦的国家构建过程。在这些案例中，胜利者效仿了失败者。

引言：竞争还是学习——早起国家建构模式

关于维京人的正统历史通常将他们描述为无法无天的野蛮人，他们像瘟疫一样降临欧洲。在被入侵的记录者看来，维京人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异教徒，他们更热衷于抢劫和掠夺，而不是有效的政治统治。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在维京时代早期，进攻英格兰的丹麦和挪威军队来自中央集权程度低于他们的进攻对象。然而，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维京人的袭击，尤其是克努特（Cnut）和他的父亲对英格兰的征服（1015-16 年），刺激了丹麦人和挪威人在国内进行国家建设热潮。他们在家乡建立了常备军和防御工事，铸造货币以控制经济，并朝着国家法典和司法机构迈出了第一步，胜利改变了他们。

关于国家形成的主流战争主义理论（bellicist theory）强调（如图1所示），早期国家在战争中具有优势——这些创新的政治单位要么征服了其他社会，要么激励其他社会采用自己的类似国家的制度。这一竞争过程最终导致国家趋同，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组织形式。中世纪晚期维京人国家的构建与传统理论不一致，在这里，是战败的英国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政策被输出到丹麦和挪威，传统理论的竞争机制没有发挥作用。本文以新出现的文献为基础——这些文献探讨了欧洲宗教机构或东亚其他精英网络的作用，认为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机制是社会学习（social process of learning）导致的扩散而非竞争。当征服成功时，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政治精英，有机会了解他们所入侵的社会——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新的政治结构之上，他们必须学会驾驭这种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弱者模仿强者，而是强者模仿弱者。相比之下，向东扩张的瑞典和没有进行过多的掠夺和征服的冰岛则进程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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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扩散和国家建构

与经典的战争理论不同，本文强调战争的非竞争性因素。因为战争会导致与其他群体的大量接触，从而促进学习。战争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并产生跨界互动。图 2展示了战争的后果——新社会网络的建立——如何产生跨国学习的机会，本文重点关注三种传播途径：精英接触、移民和新经济网络的形成。在每种途径中，战争都会启动一个过程，传播利于国家建构的理念。首先，政治精英接触能鼓励学习，了解模范政策（model policies）的效果。例如，统治者可以直接观察防御工事、铸币活动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物质特征，了解新技术的作用和功能。其次，战争往往会导致大规模移民，因为人们会逃离暴力或被迫流离失所。这些移民事件会促进思想的传播，因为移民会跨越国界带走思想或技术，除了已有研究证实的移民导致玻璃吹制和纺织等行业在欧洲的传播，成功的征服可以导致有计划、有控制的技术人员跨境移民。最后，政治和社会变革可能会重塑经济网络：政治精英可能会建立新的贸易枢纽或为了进一步军事袭击的基地（都柏林就是一个例子），本来是为了寻租，但意想不到地促进了技术的跨界传播。但由于贸易网络数据稀少且不确定，这一点很难通过实证来追踪。因此，本文在实证部分没有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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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本文将对北欧国家从维京时代初期到中世纪晚期（公元 800-1300 年）的情况进行过程追踪。北欧国家建构是蒂利的理论中“最大可能”（ most-likely）的案例——卡尔马联盟（1397 年北欧国家的统一）是北欧地区国家构建的第一个实例。然而，他很少关注在此之前斯堪的纳维亚数百年的中央集权。理解和解释早期国家形成的最初起源对于理解更广泛的扩散过程至关重要。

其次，使用四个案例——丹麦、冰岛、挪威和瑞典符合最大相似（most-similar）原则的研究设计：四个地区有共同的因素，它们相似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导致了维京前期法律、组织和军事政策的共性。然而到 13 世纪末，因变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丹麦和挪威进行了重大的中央集权进程，建立了强大的君主制；冰岛的中央集权程度仍然较低，瑞典在发展类似国家的制度方面比丹麦和挪威慢得多。因变量的明显变化避免了因变量选择带来的问题。

要区分扩散和战争主义解释，就看谁在学习以及向谁学习。如果技术首先被胜利者采用，然后被失败者效仿，那么证据就与战争主义的解释一致。如果是赢家效仿输家，则更符合扩散主义的解释。本文论点的潜在竞争解释是基督教的作用——教会人员是社会之间传播行政管理知识的桥梁，这一机制与本文提出的精英旅行的作用是相似的。本文会在实证中尝试论证是战争而非宗教行为者推动了改革，不过，这些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因为基督教传播的研究者也指出了扩散的作用。

北欧地区的国家建构

本文以军事、经济和法律创新为重点，描述了斯堪的纳维亚列强在这一时期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中，丹麦和挪威实现了实质性的现代化，冰岛和瑞典却没有形成类似的制度。

（一）军事改革

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军事事务中的两次关键革命促进了国家的形成：在丹麦建立要塞（fortresses）网络和组建常备军（standing armies）——常备军的形成被认为是国家构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反映了权力的集中和对统治者领土内暴力的垄断，要塞使居民在遇到敌人时聚集在要塞墙内，掠夺和征服变得更加困难，但要塞真正发挥作用需要常备军的配合。在维京人进攻英国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鲜有这些工事。丹麦和挪威的袭击者是在进攻的过程中熟悉英格兰的防御和治理结构。除此之外，海军军事系统的创新也很可能从失败者向胜利者传播——丹麦和挪威国王采用了英国的海军组织系统。相反，竞争假说无法解释这些现代化，丹麦受到威胁的时候是九世纪，没有证据表明当时有任何军事创新。

（二）经济改革

在维京人征服英格兰之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在维京人经常袭击英格兰时，国家开始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并使之现代化。最显著的证据是丹麦和挪威的国家和地区铸币厂（mints）数量不断增加。学者们一致认为铸币是国家建设的核心。首先，国家铸币厂提供了早期的国家收入来源。国王可以在危机时刻贬值货币作为收入来源，将铸币权出售给当地的铸币商，或收取重铸钱币的费用。其次，在识字率很低的时代，钱币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最后，国王可以利用铸币政策来刺激贸易和城镇的发展，以增强其权力。在北欧，重铸钱币和征税并行不悖。在维京人征服英格兰之前，铸币活动在一两个贸易城镇之外相对罕见；在维京人取得成功后，大量铸币厂蓬勃发展（在丹麦最为明显）。此外，11 世纪铸造的钱币通常使用英国图案，其中一些显然是基于早期的英国设计。在丹麦境内扩大铸币的第一批铸币者是英国人，他们很可能是因精湛的铸币技艺而被带回丹麦的。总的来说，大量考古证据表明，工匠和知识的传播与北欧铸币厂的发展有关，但没有证据（即使是间接证据）表明铸币厂的发展与军事竞争有关。

（三）法律改革

与王室对经济和军事现代化日益增强的控制不同，这一时期的法律改革很难研究。当时正值黑暗时代，法律改革几乎没有留下可被考古学家发现的可识别结构，如货币和堡垒。然而，有大量证据表明，维京人的入侵给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带回了法律知识，这一时期的法典创造了统一（unity），表达了皇权至上（royalist）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还包括禁止国家内部私人暴力形式的禁令。最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judicial system）和警察系统，或其他公共执法机制——的发展对于赋予法律以力量非常重要。指定行政官员管理地方事务也表明，国家正在超越国王及其直接顾问，成为一个能够管理权力的更复杂、更全面的实体。这是因为维京人的进攻使丹麦领导人接触到了充满活力的英国法律文化——10 世纪和 11 世纪的英格兰国家是当时欧洲最中央集权的国家。英国的法律概念明显传入了挪威，挪威很早就采用了英国的法律规范。学者描述了这一时期挪威的王权和法律如何紧跟英国模式，在发展王权、立法权和贸易时使用英国的词语和概念。在丹麦，法律传播的证据比较难以研究，但历史记录表明，英国的法律有可能传播到丹麦。体现在丹麦人征服英国后制定了两部著名的英国法典，并似乎将其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来加强权力；以及在英格兰定居的丹麦人同时遵守英国法律和他们自己制定的地区法律。国家法律机构发展的主要替代解释是受到其他欧洲法典的影响。这一争论指向更广阔的背景，但这与本文的解释并不冲突：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知识的传播而非竞争是欧洲国家形成的主要来源，战争只是作为传播途径之一。如果北欧国家采用法典来增强实力和应对对手的外部威胁，本文的论点就会被证伪，但并非如此。

作为负面案例的瑞典和冰岛

瑞典的国家形成要比丹麦和挪威晚得多，而冰岛在13世纪并入挪威王国之前也没有形成国家。起点相似的四个国家最终的分野主要是由于冰岛从未对外进行过大规模的掠夺，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的；瑞典从事贸易多于战争，而且面向东方，面向没有类似国家机构的波罗的海地区。

（一）冰岛

冰岛的国家机构最弱。从 930 年建立冰岛联邦开始，它一直是一个无国家的社会，直到 13 世纪被挪威王国控制。在冰岛联邦，权力分散在众多酋长手中，这些酋长并不拥有领土权力，而是依靠其追随者的权威行使权力。他们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与非正式的个人关系相联系，而不是正式的机构关系和等级制度。前文所述的国家形成技术在冰岛并不存在：冰岛没有铸币，因为贸易是通过易货贸易进行的；也没有常备军——在内乱时期，酋长们会临时组织军队。冰岛从邻国吸收制度创新的机会是有限的。首先，虽然冰岛在定居后与其他北欧王国的关系相对密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逐渐断裂。其次，当冰岛基督教化时（公元 1000 年左右，迫于挪威国王的压力），它没有采用教会的制度教会事务被本地政治精英牢牢控制，限制了神职人员的影响力。由于扩散的机会很少，因此冰岛没有形成国家。

（二）瑞典

瑞典似乎是一个特例。瑞典确实参与了贸易和掠夺，但却没有发展出丹麦和挪威所特有的制度，因为他们打交道的对象是东方那些不具有强烈国家特征的族群。与丹麦和挪威相比，瑞典在发展教会王权意识形态、制定继承规则和采用统一的国家法律方面起步较晚。瑞典人向芬兰、俄罗斯、乌克兰和东欧其他地区扩张，但大多数活动都是由酋长及其追随者进行的；瑞典维京人与东方先进国家（如拜占庭帝国和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交往主要通过商业进行。瑞典与本文的理论是一致的——瑞典人没有在拥有先进国家机构的地区发动战争，从而限制了国家构建的一个重要途径。

蒙古人、诺曼人、罗马人和荷兰人

为了展示本文理论的可推广性（generalizability），本文提出两个论点：首先，在国家形成记录的早期，战争和征服是政治思想传播和扩散的常见方式；其次，传播机制的某些方面可以推广到更现代的案例中。

直到近代，不同政体接触的一种常见方式是战争和征服。从这个意义上说，维京人并不特殊，其他大国，如波斯人、罗马人、蒙古人和匈奴人，也都是通过扩张和战争与不同政体接触的。如果战争主义文献是正确的，那么弱小国家就应该效仿并采用强大国家的政治实践；相反，如果本文是正确的，那么强大国家在发现改革有用时也会效仿弱小国家。事实证明，征服国经常借鉴被征服国的思想。例如，成吉思汗的征服彻底改变了蒙古帝国的攻城战方法，因为他的军队从他征服的中华帝国和其他文明中获得了专业知识；征服耶路撒冷后，十字军吸收了敌人的政治和思想，引发了欧洲在数学、艺术方面的革命；诺曼人在征服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后，吸收并保留被征服领土的行政机构。这些例子表明，强者往往效仿弱者，战争促进了思想的传播。

战后弱者效仿强者的情况也很常见，例如，在帝国扩张时期，战争传播了技术和管理技术。在非洲，现代政体的形态和现有的政府制度是在殖民主义时期传播的，这一点为好战主义理论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机制解释。蒂利的核心论点是，战争发生在国家规模和能力与军事规模和资本需求同步增长的时期，正是这种对资源和安全的争夺推动了国家的形成。问题在于这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机制，即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学习？这一学习过程的核心是扩散的作用。最新研究表明，在欧洲国家形成的早期，政治网络重塑了政治生活的基本方面。列强效仿荷兰的军事改革，引发了蒂利笔下的军事革命，推动这一进程的是学习而非战争。社会网络是传播的关键。数十年未经历过战争的德国王公与荷兰人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这导致改革者将荷兰变成了“欧洲的军事学院”。将重点放在传播上的好处在于，它具体说明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在军事需求和改革成果之间建立了明确的因果关系，它还说明了谁在学习、何时学习以及谁被排除在这些网络之外。

结论

为什么中世纪晚期会出现国家形成？不同于战争主义理论，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扩散的机制，即战争导致交战国之间的社会互动，从而导致改革和政策的扩散。丹麦和挪威成功入侵并征服了更多类似国家的社会。他们将这些改革带回国内，并以此重塑了自己的政体。相比之下，冰岛仍然与世隔绝，瑞典则与非国家单位互动；它们在国家形成方面落后了。本文并没有把战争论和基于扩散的解释视为不同类型，而是看到了它们有效结合的方式。

现代学者通常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非殖民化之后国家构建的激增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传播的结果。强大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帮助教导新成立的国家如何像国家一样，并鼓励和游说它们进行改革。本文是这一新兴学术派别的一部分，认为这一传播过程不仅是二战后政治的特征，还可以追溯到欧洲最初的国家主义改革。

词汇积累

战争主义理论

bellicist theory

最大可能案例

most-likely cases 

最大相似案例

most-similar cases

常备军

standing armies

可推广性

generalizability

译者：罗洁，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理论。

校对 | 唐一尧 李佳霖

审核 | 李源

排版 | 李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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